台湾学者谈大陆民主:联邦制民主好

2019-12-25
[导读 ] 中国这样的大国能搞民主吗?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,有的表示赞成,有的表示怀疑。对于这个问题,凤凰评论采访了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东杰。蔡东杰认为,中国大陆走向民主,当然是好的,但必须做……

中国这样的大国能搞民主吗?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,有的表示赞成,有的表示怀疑。对于这个问题,凤凰评论采访了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东杰。蔡东杰认为,中国大陆走向民主,当然是好的,但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,避免出现非常破坏。

民主还不是一个潮流

记者:民主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,有学者认为,民主化是一个整体工程,如果按照工程设计的话,那就要有设计蓝图,要有施工材料,也要有施工步骤,然后一步一步的建设。一个国家如果国土面积大,人口多,这种国家的民主转型,是否会比台湾会更复杂?

蔡东杰:民主未必不能适用在体量庞大的国家,可前提非常简单,它必须是联邦制的民主,像美国一样。美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五十个国家,它是同时存在的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,政府在面对人民需求的时候,不可能为每一个人量身订作,它一定要去异求同。民主会比较适用于小国,因为它的规模小、人口少,同的比例高。美国一个州就是一个合理的民主范围,美国最大的加利福尼亚,人口也不到四千万,很多小州甚至只有几百万人。

记者:周有光先生认为,民主化是一个潮流,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。之前我也看过亨廷顿的《第三波》,拉里·戴蒙德的《民主的精神》,里面都有提到民主的节节胜利。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。

蔡东杰:如果有历史潮流,潮流就不可逆,这是第一个前提。第二,历史潮流是全人类的吗?也不一定。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全人类的潮流,就是工业化。除了工业化之外,要找一个全球性全人类的潮流,恐怕还是很困难。要不是苏联解体,亨廷顿是写不出《第三波》的。

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讲,因为首先有第一,有一就有就二,有二就有三,可是也有民主回潮的问题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研究民主巩固,民主巩固是在第三波加上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之后的状态,因为第三波的民主回潮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了,在过去的几年当中,全世界民主国家数量是在些微的减少当中。真正的民主国家,全世界不超过一半,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。这种情况之下,怎幺能说它是个潮流?

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单向性运动,这个结论太大胆,当然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。可是如果说回到政治学研究的本身,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,我觉得民主还不是一个潮流,有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,它只能够证明民主有一个扩散的迹象,扩散跟潮流是不一样的,扩散是现象的问题,潮流是命定的问题,就是说他从一变成五它是扩散,可是从一变到一百那就是命定。

当然反过来说,不能否认民主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,丘吉尔也讲过这种话,民主不是好东西,可是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。换句话说民主的确有它的价值,可关键是民主价值跟实践有落差。中国要民主,我觉得对。可是议题怎幺达成?如果只是讲中国要民主,其实就像孙中山讲的,革命会带来非常破坏,非常破坏之后要非常的建设,可是非常的建设,必须要在非常破坏之前先想好。问题是,孙中山在革命之后,才开始写《建国方略》,而不是在革命之前。他明知革命会带来破坏,可是他没有先准备好建设的方案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只开放经济、不开放政治会严重脱节

记者:我们都知道,改良的社会转型的成本会比较小,李泽厚先生前些年提出告别烈度很高的那种暴力革命。这些年,也有学者在强调说,这得看什幺样的改良和什幺样的革命,有的改良,社会的转型成本也很高,有的革命,代价不见得就是特别大。比如,法国大革命看起来很血腥,很多人认为,英国革命很平和,但是,英国革命也死了很多人。因此,就社会转型而言,改良和革命都可以成为一种选项,你怎幺看?

蔡东杰:目标确定之后,可以透过革命来改变,透过改良来改变。总之,必须要有路径清单,路径越多,选择越理性,越能够理性地测知到最好的一种路径,去选择冲击最小、成本最低的方案。如果只有革命跟不革命,这很可怕。就像吃饭,如果两个馆子我都不太喜欢,就勉强找个餐馆吃吧,但不是我的最佳方案。

记者:勉强吃一点,也比挨饿要好。

蔡东杰:是,可是你要给他更多的选择。越多的选择,就会有越高的理性,成本效益就越高,损伤就越低。《政治是什幺?》这本书的目的,是希望大众能够多多思考。政治这个东西,其实越多人知道越好,如果政治学者垄断政治知识,其实是个灾难。

记者:如果一个政权只开放了经济,让民众去创富,去发财,但是高度垄断政治权力,拒绝开放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,包括不给民众选举权。你觉得,这种统治是否可能长久?

蔡东杰:只开放了经济,不开放政治,是不可能的。就是说,它只是阶段性的。在经济上开放很简单,制造财富,很多人会有钱。可是问题是,政策的重点是什幺?为什幺要政治?

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合理分配。人的差别很大,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矫正,这个社会是极大倾斜的。可是,分配是什幺,它是政治问题,凭什幺你说了算?分配的过程是很敏感的,要集思广益,找到合理分配的方式,这就是政治的终点,制度的目的。光靠一小撮精英去思考合理分配的方式,已经行不通了,所以需要采纳更多的意见,有更多的代表参与。

记者:你刚才有一个假设,假设政府是要合理地分配财富,但也有国家的政府企图长期垄断权力。如果这种政府只开放经济,它能够长期这样统治下去吗?

蔡东杰:当然不可能。这和我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道理,除非我们的社会是静态的。当你经济问题动态化的时候,那政治问题有没有跟着动态化?垄断政治权力这个事情是静态的,只用静态的方式去解决动态的现象,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矛盾。所以,这种政府想维持权力的垄断,除非有过人之处,理论上讲的话,压力是非常非常大。

记者:像这种政府,它有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,包括它对社会的钳制,也会与时俱进。比如,这种政府也会吸收新技术,但它吸收新技术的目的,是为了更好的控制社会,控制民众。它也会发展工业,发展经济,但目的是为了从民众那里榨取更多的财产,供其维系自身的运营。

蔡东杰:第一,问题跟制度要对应,没有什幺问题,制度就无所谓;问题越大,制度就不能草率。假设在这个动态社会当中,有层出不穷的问题,可是政府不管,只管自己垄断政治权力的静态目的,会产生脱节。脱节的问题是很大的。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,是因为静态社会没有什幺动荡,如果这个国家开放,基本上很难维持既有的现状。

中国的历朝历代的那些君主都在动,不可能不动。没有任何朝代的制度是一模一样的,每个朝代都会存在改变。自古至今,我们既不能想象没有政府存在的状况,但任何政府存在的事实都是透过某种控制现象来证明,关键其实不在控制,而在问题本身。不同的问题会带来不同的控制需求,至于接下来的挑战,则是如何在制度清单中去找到一个合宜的控制选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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